《白日之下》
看完这部片后走出影院，很喜欢，也很兴奋，点开豆瓣一看，2.4万人打出了8.1的分数，放在最近的新片里，这分数不算低，但与其质量严重不符的，是它上映三天仅仅六百万的票房。
很显然，这又是一个叫好不叫座的案例，所以趁着它还在上映，我想为它多聊几句。
考虑到它的票房，可能大部分观众对这部片还没啥概念，我想尽可能找一个内地类似的作品对标，但很遗憾我翻了半天上一次我们有这样题材和质量的作品还是七年前——《嘉年华》——同样的现实主义题材，评分同样在8分以上。
它们创作情绪的发源是一样的，都是对真实的现实事件的记录和再次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白日》是对残障群体，《嘉年华》是对未成年人。
《白日》的故事聚焦在香港曾经连续多年发生的残障护理院舍侵害事件，尤其是14年院长性侵智力障碍女孩案——因为这位院长在电影上映前依旧逍遥法外，主创几乎是带着浓烈的不满在写这个角色，现实里的院长叫张健华，电影里直接叫章剑华，可以说是毫不避讳。
这是一部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直指香港社会乃至制度的弊病，它还有着迥异于大陆现实主义影片的地方，所以它甚至是我们可能只有在港台片里才能看到的不掺杂任何外界干扰的社会良心片。
我想把它推荐给所有人。
正文
要理解这部片子，我们最先需要从它的片名入手——白日之下。
前面已经提到，电影是根据香港的真实事件改编，政府分摊责任，把残障护理院舍承包给私人，而私人院舍想要赚钱，所以他们会极力压缩这些残障人士的生存空间，甚至催生了暴力虐待、性侵等行为。
但这些行为属于民不举、官不究的状态，甚至即便是有人举报，政府为了让这个制度正常运行也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起码类似的事情在电影拍摄结束后的香港，依旧没有得到解决。
顺着这个思路去看片名，这四个字看似很好理解，就是把那些有罪的人暴露在白日之下，将残障人士的恶劣处境大白于天下，就像电影最开始唱起的那首歌“我们终将于某个艳阳天重逢，直到蓝天将乌云赶向远方”。
但在我看来，“白日”没有那么简单，它在电影里还有另一层解读。
当我们把白日看作整个香港的社会制度时，我们就会发现，即便是在各种福利措施、人文关怀做的还算不错的香港制度之下，白日笼罩的空间也是有范围的。
这个范围的分隔线却不是我们以为的好人与坏人，守法的人与犯法的人，而是残障的人与“正常”的人。这个残障在电影里不止包括身体和智力残疾，还包括无法自理和无人照顾的老人，这些人在电影里被称作“社会的包袱”。
所以说，白日笼罩下的范围，是只属于这些“正常人”的。当这些残障人士行走在白日之下，等待他们的结局往往都是被歧视与死亡。
比如智力有所残缺的明仔在户外发病，路人在一旁驻足观看，眼神里是恐惧和厌恶；当小铃被院长带进办公室性侵，反抗的明仔被院长锁在杂货室里，他推开窗，看向窗外的天，这是他唯一一次坦然地接触阳光，而下一秒钟他就跳楼自杀身亡。
还有一群一群被带去天井洗澡的老人，这是他们暴露在白日下的时刻，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坐在轮椅上赤裸的身体，被水枪挨个冲洗，男女甚至没有分隔的区域，被随意暴露在周围居民的目光之下，丧失了身为一个人的所有尊严。
当城市的日光笼罩在这些残障的人之上，却成了最致命的利器和羞辱时，那么有所残缺的便不再是人，而是整座城市与整个制度。
凌晓琪作为记者，曝光与指向的就是这种制度，但是当单个人与整座城市产生对抗的时候，这时电影的结局无非就是两种，要么走向浪漫化的胜利，要么陷入更深的绝望。
这部电影，选择是后者。
我们可以分四层逐步递进去理解这种绝望。
第一层是电影表现最多的，是残障人士客观上的无力与自身的自弃。
他们因为身体与智力上的残疾，面对护工的暴力殴打和辱骂无力去反抗，明仔胳膊上被订订书针时只会痛苦哀嚎，水哥因为不想被推去天井洗澡而挣扎，却连护工的一巴掌都反抗不了。
他们把自己视为家人和社会的包袱，就像晓琪的妈妈对晓琪吼的那样“人老了就是包袱”；甚至他们的家人也将他们视为包袱，明仔跳楼自杀后他妈妈坦言自己得到了解脱，一直在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因为晓琪揭露出了护理院的内幕，导致政府收回了对彩桥之家护理院的豁免权，关停该护理院，七十多位残障人士面临着无处可去的困境，但他们的家人却不为护理院内存在的暴力和侮辱而愤怒，反倒将矛头指向了将一切报道出来的晓琪，指责她是这些人无处可去的罪魁祸首。
第二层在这些人现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向了香港制度的无用。
电影里有两处反复出现的台词，一处是当晓琪问那些护理院的人为什么不试着揭露出院内的暴行时，他们异口同声的一句话“这世道有片瓦遮头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句台词的背后有一个很严峻的现实，那就是倘若没有这些私人的护理院，一个残疾人想要得到政府的安置，他至少需要等待十五年，在香港深夜的街头多的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这指向了政府的无能。
还有一处更是直接对制度何为的质问。有智力障碍的小铃被院长性侵，所以她说的话很容易被当作不实的证据，即便最后有一段模糊的视频，即便在院长办公室的垃圾桶里查到了拥有院长精液和小铃DNA的卫生纸，但因为它们都不能作为强有力的环境证据，所以在香港“宁纵勿枉”的司法制度下，院长可以一次次逃脱法律的制裁。
凌晓琪无法改变这一切，她只能对着律师宣泄“我们制定出一个又一个制度，但这些所谓的制度连一个小女孩都无法保护”，那我们要这种制度有何用？
第三层指的是结局的无力，无论是院长还是护工都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最终护理院关闭，无处可去真正受难的反而是这七十几位残障人士，他们何去何从，整个香港社会的“包袱们”何去何从，没有任何答案。
电影的结尾没有在最后加上岁月静好、歌舞升平的圆满字幕，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人的存在在现实中的香港仍然是一个无解的困境，“真实故事改编”这六个大字直接打破了电影的第四面墙，让我们从故事中脱离出来，被迫看向身边的真实，也让这种无力感蔓延开来。
第四层也是最后一层更深沉的悲哀，它来自于电影中唯一能和这些不公做出对抗的人：那些尚有良知和理想的记者。
但整个社会和制度教给他们的却是对这种良知的打击和理想的泯灭。
凌晓琪所在的侦查组因为缺少资金随时面临会被上面裁掉的风险，只有靠大爆文带来的关注和经济效益才能让它再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当实习生问晓琪有没有为一篇报道而哭过的时候，晓琪说不会哭，当你做出一篇报道，事实全部摆在眼前，但其中涉及的人物却没有一个受到应得的惩处时，你只会变得麻木。
上司一直在劝说凌晓琪不要妄想去改变世界，他做了二十多年新闻世界也没有被改变过，即便是这篇报道也只能被人记住两天罢了。晓琪说只要能记住，哪怕是两天也好，这句话看似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责任，但细想更多是一种被迫的无奈。
不公永远存在，新闻并不会让世界变得更好，理想主义如果缺乏胜利的燃料也总有燃尽的一天，那么是什么还在持续推动着他们前进，电影同样给出了答案：是愤怒。
不傻的人只能依靠装傻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好，无力的人最后选择从楼上一跃而下， 小铃与无数相似的女孩被性侵却只能靠搬家躲避隐藏。只有依靠这样频繁的刺激、悲剧的一次次复现带来的愤怒，才能推动记者一次次去寻找正义和真相。
但是这种以愤怒为燃料去催动良知，以失败为结局踏入恶性的循环的社会，你问我它还会好吗？我不知道，普通人谁不是在战战兢兢地活着。
电影开头的歌词唱“我们终将于某个艳阳天重逢”，一种很饱满的理想，可惜事实是有太多人等不到这一天。
就像是电影改编的这个真实事件，2014年8月10日，“康桥之家”护理院的院长张健华被指在办公室性侵有智力障碍的女院友，直到电影已经在香港上映几个月后，2024年3月25日，法官才下判词：裁定原告方胜诉，张健华与康桥之家须赔偿共约119万。
整整十年。